馬玉峰（右）與山西省名老中醫秦天富先生共同參詳
軟硬兼收
古玩行把收藏分為兩大類——“軟片”和“硬片”。軟片指字畫、古籍等可以翻閱、折疊的古董，硬片則指青銅器、陶瓷、玉石、錢幣一類。兩類之外統稱“雜項”，包括竹木牙角、文房四寶、漆器佛像、手串核桃。
隔行如隔山。研究文物的專家，擅長字畫的不碰陶瓷，精通鐘鼎的不問珠玉。民間收藏者也很少“跨界”，這是因為一個人的學識、精力、財力畢竟有限，能把某一項弄明白，藏有幾件正經東西就堪可告慰平生。
譚嗣同所題“懸壺濟世”
徐潤第所題“種德堂”
祖籍河北、在忻州定居三十年的馬玉峰，二十多年前涉獵收藏。起初只淘近現代名人字畫尺牘，偶然收到一冊藥王廟碑的拓片后，收藏方向為此一變，專收跟中醫中藥有關的老物件。自從事“醫藏”以來，老馬“軟硬兼收”，藏品中既有中醫典籍文獻、藥方抄本等“軟片”；也有漢、唐時熬藥的鐵鍋，宋、明時切藥的刀具，遼、金時裝藥的彩陶藥罐，游方郎中的手搖銅鈴等“硬片”；還有藥莊的印鑒、醫家的匾額、醫用的雕版等“雜項”。現代藏品中，八路軍從日軍手中繳獲的、為“白求恩模范病室”所用的一套七個大小醫箱及醫療器械，應該算一級文物。
馬玉峰陳列藏品的地方位于云中路上，雅號“燕趙草堂”，16個門類、2800余件藏品洋洋大觀，用實物展現了中醫中藥的歷史。收藏本是個人愛好，老馬的醫藏卻為弘揚中醫文化做出了獨特貢獻。
中醫世家
玉峰的老家在冀中平原的一個小鄉村，其曾祖馬進城當年是方圓幾十里有名的中醫。馬老先生岐黃有術，尤擅針灸。貧苦鄉親求醫問藥沒有錢，留下一碗小米、半升小麥意思意思也行。碰上貧病交加的乞丐，帶回家看了病還管一頓飯。玉峰的父親馬明生繼承其祖衣缽，當了十幾年大隊的“赤腳醫生”。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解決廣大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問題，一個在中外醫療史上空前絕后的群體——“赤腳醫生”應運而生——鄉村或基層政府指派有一定醫療知識和能力的人員“半醫半農”，農忙務農，農閑行醫。沒有固定編制，也無固定薪金，有的給些微薄補貼，有的只記工分代酬。有了赤腳醫生，農民得了尋常小病，足不出戶就可以得到治療。赤腳醫生“一根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當年有兩部電影《紅雨》和《春苗》，講述的就是赤腳醫生的故事。從這個群體中還走出了一些“大人物”，衛生部前部長陳竺，“插隊”時就當過赤腳醫生。
收藏的各種古代醫書典籍
馬明生為鄉親治病“中西醫結合”，中醫得自家傳，切脈開方不在話下，打針、輸液也很在行。玉峰說，他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深更半夜患者家屬到他家“咚咚”敲門，父親穿衣下地，背上藥箱就出了門，風雨無阻。冀中平原廣種小麥，搶收小麥是最苦最累的營生。麥子一成熟，鄉親們就自發自愿提著鐮刀為馬醫生代勞。馬家蓋房子，幫忙的村民也是成群結隊、一擁而上。
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赤腳醫生”退出歷史舞臺，馬醫生也上了些年紀，玉峰的哥哥上了衛校，畢業后回鄉開了診所。玉峰18歲到北京參軍入伍，退役后做生意，1995年來到忻州定居。
如此說來，玉峰從事醫藏還是跟家庭影響有些關系。不過，當他投身這個領域的時候，自己還沒有意識到。
“好打交道”的買主
幾千年來，先民用植物的根莖和果實、用一根銀針治病。歷史上有“醫圣”張仲景，有“藥王”孫思邈，有“神醫”扁鵲和華佗。但“中醫”這個概念，是相對“西醫”即現代醫學而言。“中醫”這個名詞出現得很晚，距現在尚不到兩百年。古時中醫被一些特定詞匯指代，比如“岐黃”、“杏林”、“懸壺濟世”。忻州城區有一條街道叫杏林街，“杏林”特指中醫，而位于這條街上的市人民醫院卻是“西醫院”，叫“杏林街”實屬張冠李戴。
2003年，“非典”結束后玉峰回到河北老家，在地攤上看到一冊《何紹基藥王廟碑》的拓片。何紹基是晚清詩人、畫家、書法家，草書有“清代第一”之譽。一問價錢也不貴，這是他淘到的第一件與中醫有關的藏品。
對搞收藏的人來說，“醫藏”是冷門，一些“鏟地皮”的古董販子淘到跟中醫有關的老物件，輕易還不好出手。收藏界其實也有一條“食物鏈”。處于鏈條最底端的那個群體，業內稱之為“鏟地皮的”。這些人沒有多少文化卻精通人情世故，長年奔波在田野鄉間。他們的原則是“逢古必收”，“挑進籃子就是菜”，收回來后再分門別類轉手加價出售。他們文化不高，實戰經驗卻相當豐富，因此不乏“撿漏”的機會。
收藏的圈子就那么大，當“鏟地皮的”風聞馬玉峰有“醫藏”的意向后，便紛紛聯系向他兜售。剛開始，猛不丁看到一件“好東西”，玉峰欣喜之情便溢于言表，販子們吃定他必欲購之而后快，價錢上就絕不松口。玉峰一向為人豪爽，吃點“暗虧”也不至于痛心疾首。販子們見他“好打交道”，收到老物件總是第一個聯系他，玉峰因此也得到不少“掐尖兒”的機會。
古代裝丹丸的瓷瓶
醫用雕版和印章印鑒
起先專注于收藏中醫古籍文獻。所藏乾隆四年御制的《醫宗金鑒》六函三十六冊，字口清晰、品相完好。這套醫書原本專供宮中太醫所用，不知何故流入民間。玉峰當時以兩萬元得手，幾年后，販子又找上門來欲以五萬回購，玉峰笑而婉拒。
來忻州后，玉峰才知道大名鼎鼎的傅山先生的祖籍就在忻府區頓村。作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書法家、醫學家，傅山先生自詡“字不如詩、詩不如畫、畫不如醫”。《辭海》收入中國中醫藥史上重要人物71人，其中山西僅傅山傅青主一人。玉峰藏有道光年間木刻套印的《傅山女科》一函四冊和光緒己卯（1879）出版的《傅青主先生女科書》一函四冊，傅山先生的醫著不算罕見，但成函成套的就比較稀有。
隨著藏品的增多，玉峰的“胃口”也越來越大，諸如醫用證照、藥方抄本、宣傳畫片、老照片等等也統統納入搜羅范圍。玉峰藏有民國、解放初期的各種行醫從業證、任命狀、畢業證、中醫公會會員證、中醫師證、行醫證、藥師證、中華針灸社社員證等幾百種。這些證照，就是醫療行業經歷時代變遷的見證。
2012年秋，一位外地藏友聯系玉峰，說有同一個人的一套四件證照想出手。證照上的人叫馮齡壽，原平人。四件證照分別是民國二十六年天津國醫學校頒發的畢業證、民國二十八年天津國醫專修班的畢業證，以及天津醫藥聯合社社員證和天津國醫學術研究會會員證。
證照這類藏品跟瓷器、錢幣一樣，也是成套的價錢要遠高于單件。加之證照品相好，藏友索價每件五千。玉峰此前淘到的證照多是一人一證，像這種一人多證的還是第一次見到。藏友摸準他勢在必得的心態，稍作讓價便再不松口。得手后玉峰重新裱裝，將其視作證照類收藏的精品。
三年過去，這藏友又聯系玉峰，說三年前那套證照其實是五件。這第5份證照上方印有呈交叉狀的偽滿洲國旗和日本國旗，十分罕見。藏友說本來要自己珍藏，因急用錢不得不出手。玉峰哭笑不得：過兩年，你又拿出一件要價更高，我是要還是不要？藏友發誓絕對是最后一件了，成交后又過去十年，看來真是“最后一件”了。
玉峰說，收藏這么多年，耳聞目睹、親身經歷了許多曲折離奇的“故事”。不過事后“復盤”，當幾回“冤種”在所難免，卻也很少被“打眼”。
研究醫史有切口
研究這些藏品，可以比較直觀地了解過去藥莊、醫生的經營和生存狀況。
古代藥用器具
中醫用天平
鍘藥刀
木制醫用榨汁機
玉峰藏有一套九件包括證明、履歷書、行醫證在內的材料。1952年，清徐縣北宜武村中醫李俊維要辦理《行醫證》，他服務的幾個村的村委主任，都要為其開具“證明書”并簽名蓋章。“證明書”中寫道：“李俊維行醫七年，技術優良，態度和藹，診治細心，耐勞吃苦，隨叫隨到，治病不收重費，大有為人民服務之精神……”對醫德、醫術均有具體評價。“履歷書”載明李醫生1919年生，有房子二十間、土地二十八畝，被劃為“富裕中農”。由此看來，建國初期的鄉村醫生，其收入處于農村中上等水平。所有證明材料齊全后，徐溝縣人民政府才發給李醫生行醫合格證：中醫李俊維經本府檢定為乙等醫生，特發此證——李醫生可以繼續行醫了。
中藥方是中醫大夫為患者開具的診療方案及治療方劑。玉峰藏有明清以來各地名醫的手抄藥方及相關著作30余冊，其中民國時期忻縣名醫米顯東的十幾份手抄藥方保存完好，很具研究價值。如果專業人士能對其分析、驗證，這些藏品就能直接為患者服務。
現在人們到醫院看病，最發愁看不懂醫生的處方。許多醫生的鋼筆字如同“天書”，令患者叫苦不迭。玉峰藏有民國時包頭常泰和藥莊的一張藥方，坐堂中醫的姓名很奇怪，叫“錢勿停”，如此直白的訴求用于名字委實少見。錢大夫的名字失之不雅，卻寫得一手漂亮的行書，八行字行云流水、力透紙背、疏密得體，稱其為書法作品也毫不為過，當年中醫大夫的文化修養于此可見一斑。網上檢索“民國時包頭常泰和藥莊”，發現有“民國年間，包頭著名的中藥鋪有永和公、春和公、常泰和、永仁堂等”的記載，可見民國時的中藥鋪既賣藥也看病、醫藥一體。
藥方上的一些細節也很有意思，玉峰藏有上海著名中醫師王錦洲1952年的一份手寫處方，空白處寫有“可代煎”字樣，收費600元——此為舊幣，折合人民幣6分錢。
證照求全套，其他求關聯。比如淘到民國時期北平恒源參茸總號的藥品宣傳廣告后，忽一日又發現其總店的老照片，喜出望外。先是淘到太谷吉慶堂曹掌柜的寫真畫像，不意又收得民國23年吉慶堂藥號的一本老賬，半年后又發現民國22年曹掌柜的“全家福”，心滿意足。
民國時忻縣義盛生藥莊印制的版畫廣告刻工粗放，有趣的是廣告內容為一首“打油詩”。起首一句運用“賦比興”的創作手法：山高水長鹿鶴呈祥。第二句就令人猝不及防：本莊藥品揀選精良。第三句闡明經營宗旨：現洋交易不取大利——利潤微薄您別賒賬。第四句是“服務條款”：藥品出門概不退換。
在“古籍文獻類”藏品中，玉峰以重金購得的全套《銅人明堂之圖》稀有罕見。同樣的藏品，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也只有部分收藏。
《明堂圖》就是經絡圖，也即繪有人體經脈、經穴的針灸掛圖。敦煌文獻中《明堂五臟論》載：“明者，命也；堂者，軀也。立形軀于世間，著明堂而醫療。”《明堂圖》在中醫針灸領域作用極其巨大。
宋、唐以前就有名醫繪制的經絡圖，后全部散佚。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山西巡按趙文炳重印《銅人明堂之圖》。其圖經脈走向清晰、穴位準確無誤、文字疏朗易識，陰陽各經均用不同符號連接，區分明顯，檢索方便，成為后世中醫針灸最權威的人體穴位參照圖。
趙文炳，河北任縣人，萬歷年間巡按山西時得了“痿痹”，請了不少醫生但沒什么效果。從京都請來名醫楊繼洲，只扎三針就好了。楊繼洲出示《玄機秘要》，趙文炳感到楊繼洲“術之有所本”，于是決定擴充內容、刻版刊行。趙文炳參考南京、北京兩都的殘缺版印銅人圖，反復考證修訂，刻印《銅人明堂之圖》四幅，分正面、背面、側面、臟腑，最上面有“萬歷辛丑桂月吉日校正重刊”字樣。
兩塊匾
“燕趙草堂”收藏的木質器物包括印鑒、匾額和醫用活版。印鑒是商家的名號和信用的憑證。匾額高懸于藥莊或醫家的門樓，反映其經營理念、價值取向。醫用活版刊印中醫藥書籍或藥莊的宣傳品。
玉峰收藏印章、印鑒200余方，大多出自民國時忻縣的藥莊、中醫診所。忻縣“聚源祥記”、“忻晉忠義長永記”，谷村的“福善堂記”等字號的印章雖然時隔百年，連印泥也保存完好。
古時印書多用梨木或棗木刻版。梨木木質光滑均勻，硬度適中；棗木比梨木硬，紋理勻直、質地緊細，用梨棗木制作雕版最為理想。因此古人說印一本書就是“付之梨棗”，如果某人出的書謬誤百出，別人就諷刺他“災梨禍棗”。“燕趙草堂”陳列的明代梨木活字版和民國時太原“三合膏藥老鋪”的雕版，集字、印、雕、色之美于一體，在燈光映照下發出幽幽的藍光，令人感慨時光之流轉。
收藏的匾額中，由徐潤第和譚嗣同題寫的兩塊比較罕見、價值頗高。
玉峰藏有“杭州葉種德堂”的青瓷藥瓶。杭州葉種德堂創始于清嘉慶十三年（1808），與胡雪巖開設的“胡慶余堂”等并稱杭城“國醫六大家”。2020年，玉峰看到外地一個“鏟地皮的”發朋友圈，照片上一個匾，書有“種德堂”三個館閣體大字——秀潤華美、正雅圓融，筆勢恢弘、氣象博大。玉峰心中一動：“種德堂”跟“葉種德堂”有什么關系？放大照片一看，匾額上款刻有“大清嘉慶三年歲次壬午四月”字樣。一看下款，心怦怦直跳，赫然刻有“內閣中書加一級徐潤第賜進士出身”。
古玩行有個規矩，買主不能問賣主東西的出處，問了你就是“棒槌”，問了人家也不會告你——你打聽清楚了直接找貨源，“鏟地皮”的吃什么？雖然不能問，但玉峰知道徐潤第的兒子叫徐繼畬。賣主是外地人，顯然不清楚徐潤第和徐繼畬的關系，否則肯定會大事渲染并抬高價錢。
玉峰旁敲側擊：清中晚期的一個匾，題字者“內閣中書加一級”也不過是“正處級”，再說邊上還有裂……賣主趕忙說匾是從你老家河北收的，肯定沒假。玉峰接話：“種德堂”在杭州，你說在河北收的，東西對不對？賣主一時發懵，喊價時自然不敢造次。收此匾算“揀漏”，如果賣主做足功課，再想得手價格怕是翻番也不止。
2016年，玉峰以重金收得譚嗣同為某醫莊所題“懸壺濟世”的匾額。
此匾寬155厘米、高60厘米，上款“光緒十二年”，下款只落“譚嗣同”三字。販子自述收自安徽太和，但此匾四周邊框鐫滿如意紋和云紋，顯然出自北方——玉峰介紹，北匾邊框裝飾繁復，南匾卻很簡潔。
譚嗣同婦孺皆知，“揀漏”絕無可能。玉峰得手后仔細研究，了解到光緒十二年譚嗣同21歲，其時正在“壯游中國”，足跡遍布河北、甘肅、新疆、陜西、河南、山東、山西“觀察風土，結交名士”。此匾可能是譚嗣同游歷至上述北方某省偶感風寒一類小疾，被某中醫妙手回春后題匾以示感謝。至于此匾如何流轉至安徽，可能永遠成謎。
收藏的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燕趙草堂”堂主樂此不疲，一發而不可“不收”。
日本醫箱與“中國聲音”
2018年春，忻州某縣一個“鏟地皮的”給玉峰發來一組30多張照片，照片翻拍上世紀70年代五臺縣白求恩紀念館修建時，女畫家周思聰繪制的白求恩大夫在晉察冀根據地工作、生活的畫面。白求恩在五臺時的照片均為攝影家沙飛所攝，如果是新發現的沙飛的原照，價格肯定不菲。翻拍的美術作品，索價自然不高。
三天后，又一個販子發給玉峰7張照片：大小7個棕黃色木制搭扣式藥箱，箱中存放醫療器械的明、暗格里，精巧的骨鋸、手術鉗、手術刀、止血鉗……滿滿當當。每個藥箱箱蓋里面均用紅漆豎寫一行正楷小字：白求恩模范病室。
玉峰大吃一驚，立即表示讓販子攜物見面。販子見玉峰對這批藥箱如此熱衷也就不藏著掖著，坦言是從五臺某村一戶人家淘得。玉峰出示三天前到手的畫作照片，此人連連點頭：在出售藥箱的這家見過。
出重金購得藥箱一周后，又有一人上門。此人拿來一只牛皮制作的老舊行軍藥箱，其中有德國、日本生產的藥品盒，盒中針劑生產日期均為上紀世30年代。玉峰心念一動，讓此人觀看畫作照片和藥箱，只見這人也瞠目結舌——敢情所有這些東西，均出自五臺某村那一戶人家。
藥箱設計極具巧思，箱中十幾、幾十件器械整齊嵌在明、暗格中嚴絲合縫，一旦放錯箱蓋就無法蓋上。大藥箱中隔成上下兩層，幾十件大、小器械各就各位后，提起放下絕不晃動。八九十年過去，箱中的鋼制器械依然锃光瓦亮。
玉峰請教行內專家和外科大夫，他們表示藥箱為櫻木打造，器械產自日本，極可能是當年八路軍在戰場上繳獲。至于白求恩大夫是否使用過這些器械，無法考證。玉峰又淘到中華書局民國33年版的《調劑學》一書，參照書中器械圖解與箱中實物一一對比，確定老物件無疑。
1938年冬，日軍對冀中抗日根據地發起大規模掃蕩，白求恩大夫率“東征醫療隊”深入冀中平原救治八路軍傷員。戰事頻繁，醫療隊幾乎每天都要轉移。人員好說，藥品、器械的轉移成了難題。白求恩看見老鄉趕驢，驢背上馱一個馱子往地里送糞，受此啟發設計出了“藥馱子”——外形像橋，頂部的箱子存放夾板，兩邊的抽屜裝手術器械、藥品，兩個馱子上橫搭一塊門板就成了輕便靈活的手術臺。白求恩將藥馱子命名為“盧溝橋”，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走方郎中”使用的手搖銅鈴
古代中醫藥箱
古時醫莊信物
罕見的醫生證照
建國初醫生行醫證明材料
繳獲日軍的藥箱
《銅人明堂之圖》
抗戰爆發時中日兩國國力懸殊，單單對比日軍先進之極的藥箱和白大夫發明的“盧溝橋”就可見一斑。八年抗戰艱苦卓絕，當年日軍的藥箱從另一個角度提供了佐證。
主持籌建忻州市中醫院并擔任第一任院長的山西省首批名老中醫秦天富先生，聽說馬玉峰醫藏的事情后來到“燕趙草堂”。老先生把一件件藏品放下又拿起，邊看邊向玉峰解說其來歷、典故、用法。當他拿起一個當年“走方郎中”使用的手搖銅鈴時，“金句”脫口而出——這就是“中國聲音”！
老先生說，古時中醫分官家儒醫、民間堂醫和走方鈴醫幾種。走方鈴醫也叫走方郎中、游方醫，他們手搖串鈴、身掛藥囊或身背藥箱，徒步行走于民間醫治百病。為什么要手搖串鈴？因為醫生不能當街吆喝，只能通過特定的器物響聲告知民眾——醫生來了。秦老先生還手搖串鈴來了一番現場演示：游方醫將其放在頭頂上方搖動，表示自己醫術純熟、足以應付各種疑難雜癥；將其放在與肩大體齊平的位置搖動，表示自己有比較豐富的行醫經驗；將其放在胸前搖動，表示自己還出道未久、只可應付一般病癥。
參觀完全部藏品，老先生緊緊握住馬玉峰的手說：你一個私人做了公家的事，對中醫、對忻州功德無量。
2023年9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余艷紅一行來忻州調研，期間在市中醫院觀看了以玉峰藏品為主的“中醫藥文化展”。原定在中醫院的行程為半小時，結果足足看了一個半小時。余局長在玉峰收藏的一個清代紅木榨汁機前駐足良久，還俯身觀察、拉動其裝置。榨汁機形如小型饸烙床，通體木制、設計精巧、保存完好。余局長表示，史料上見過古代有醫用榨汁裝置的記載，但實物還是第一次見到。古人的智慧無處不在，比如這臺榨汁機就運用了杠桿原理。她指示陪同人員，這些藏品體現了博大精深的中醫藥傳統文化，應該建設一個專門的博物館陳列，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好。
玉峰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忻州古城建一個醫藏博物館，希望他早日心想事成。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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