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地下文物看陜西，地上文物看山西。”當我們被宏大的兵馬俑墓葬坑所震撼時，與歷史仿若隔世的相逢會讓我們悵然若失。如若你來一趟山西，看到這些如星辰般閃爍的古代建筑群，才會發(fā)現(xiàn)歷史在山西停下了腳步，我們可以在這定格的時空中與古人共享一磚一瓦，共撫一梁一椽，共品歷史的一呼一吸。
那么，山西為什么能保留有如此之多的古建筑呢？
有夏之地：中華文明的核心圈
山西東依太行，西界黃河，北臨內(nèi)蒙古，山河相間，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中國古代政治中心在北方的數(shù)次重大遷移中，無論長安、洛陽、開封還是北京，山西都作為都城連接線的腹心區(qū)域，拱衛(wèi)左右，時刻能夠接收到來自都城的強波輻射。
山西以汾水為母親河，早期中國歷史中的汾水不僅水量磅礴，更滋養(yǎng)著文明伊始的祖先定居耕農(nóng)。先商時代，華北平原還是一片淺灘澤國，海拔平均1500米以上的山西成為華夏文明的天然“高地”。唐堯虞舜夏禹均起于山西南部（臨汾、永濟與夏縣）。
自周秦以至西漢的一千年中（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關(guān)中平原始終作為中央王朝的王畿之地而存在，而與關(guān)中一水之隔的山西則始終相伴而行。如作為周王至親的唐叔虞就被分封在晉地（山西翼城），以山西之地作為周天子的核心羽翼。而今太原城大名鼎鼎的晉祠，就是為紀念唐叔虞而建，是當今三晉歷史文脈的核心載體，也是國內(nèi)宋、元、明、清與民國本體建筑類型序列完整的孤例，有宋、元、明、清時期的殿、堂、樓、閣、等各式建筑百余座。
漢武帝在位期間，因在汾水得寶鼎，而改年號為“元鼎”，又在河東郡（山西運城）的汾陰縣建后土祠，定為國家祠廟，常年奉祭地神。作為華夏根祖與地母文化信仰的重要標志，后土祭祀成為歷代中華帝王祭告神祗的重要活動。漢武帝時“汾陰私祀土”甚至與“封禪泰山”相提并論，一度成為皇帝每三年巡行一次的例行大典，其一生曾六次祭祀后土，儀式隆重無比，在此留下了“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的千古絕賦《秋風辭》。
從漢至宋，歷朝皇帝先后24次在汾陰祭祀后土。直到明清時，皇帝祭祀后土的儀式才遷徙到北京天壇。歷代帝王對后土祭祀的推崇不僅奠定了山西在中華傳統(tǒng)信仰文化圈的重要位置，更在山西南部留下了形式豐富的傳統(tǒng)信仰建筑群。
胡漢佛道：融會貫通的河東盛景
魏晉以后，作為中原王朝核心的關(guān)中地區(qū)開始走向衰落，而擁有山河四塞地理位置的山西儼然具有絕佳的戰(zhàn)略位置。前有匈奴劉淵和拓跋鮮卑以山西之地起兵雄霸北方，后有李唐起兵晉陽（太原）而定鼎關(guān)中，甚至后來五代時期的三位沙陀帝王（后唐李存勖、后晉石敬瑭、后漢劉知遠），皆是以山西為根基，積蓄實力，逐鹿中原，最終得窺帝位。
起兵山西，進據(jù)兩京，是古代紛爭歲月中角逐政治地緣王者的王牌之道。
這一時期的山西因為坐享龍興之地的位置，總能在中央王朝進入鼎盛時代之際獲得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文化饋贈。以北魏為例，其近百年的平城都城時代（398-494），為山西北部帶來了四方集聚的文明盛景。在這諸般勝景之中，來自遠方西域的佛教為今日之山西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建筑奇想。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平定涼州，將涼州居民數(shù)萬戶遷往京師，沙門佛事也隨之東遷，于是“象教彌增”，佛教迅速發(fā)展。與北魏佛教興盛有密切關(guān)系的沙門玄高、曇曜、師賢等得道高僧，都是這一時期由涼州遷來的。這一場文化人群的大規(guī)模遷徙，不僅為山西帶來了瑰麗宏偉的云岡石窟造像群，更在平城周邊掀起了佛教信仰的熱潮，從皇室到民間，無不以唱誦佛號為榮，人人爭當沙門，寺廟建筑遍及全國，為此還專門建立管理機構(gòu)，稱之為沙門統(tǒng)。
以遠近聞名的山西忻州五臺山佛寺群為例，其真正繁榮便始于北魏孝文帝對靈鷲寺的大規(guī)模擴建，并在周圍興建了善經(jīng)院、真容院等十二個寺院。
自北朝至隋唐，山西的佛教寺廟如井噴般躍然于世間。眾人只聽聞“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虛華浮名，卻不知山西古剎縱橫千年的綿延久遠，被譽為“亞洲最古老的木構(gòu)建筑”的唐南禪寺、國內(nèi)唯一遺存的唐代殿堂級木構(gòu)建筑佛光寺以及保存五代僅有彩塑佛像的平遙鎮(zhèn)國寺萬佛像……稱得上梵音流光、菩提溢彩。
遼金時期的山西，前期被宋遼分據(jù)。同樣崇信佛教的契丹人將幽云十六州中的云州（山西大同）及其附近地區(qū)視為遼國的西部政治中樞，也是遼代胡漢交融的文化中心。
契丹人在這里建立了符合契丹習俗（坐西向東）的華嚴寺大雄寶殿，也有承遺唐風的氣勢磅礴的善化古寺，更有顧炎武筆下的“漯南宮闕盡，一塔掛青天”的中國最高木塔應縣木塔（佛宮寺釋迦塔）。同時期在雁門以南的北宋河東道，在佛寺建筑之外更是不斷演繹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新奇花樣，對傳統(tǒng)民間神祗的信仰不斷與歷史人物的崇拜雜糅，以山西人關(guān)羽為代表的關(guān)帝信仰與城隍信仰在城鄉(xiāng)之間迅速滋長，時至今日，這些地方仍然人來如織。
到金元時代，山西又成為道教新流派全真教的繁盛之所，以王重陽為代表的全真教在民間獲得了眾多追隨者，也開始重視創(chuàng)立大量宮觀。自丘處機在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的成吉思汗軍營獲得認可之后，蒙古人便開始將道教作為全國性宗教，并敕免全真門下道士的差役賦稅，此后道家的宮觀道場更是拔地而起。
全真道觀在山西同樣大行其道，原名“大純陽萬壽宮”的山西芮城永樂宮便是全真道的三大祖庭之一。這里有“道家地”之稱的介休后土廟、長治玉皇觀、太原三清觀與大同純陽宮，更有世間罕見的太原龍山道教石窟，全真道家在山西同樣留下了仙風玉露般珍貴的道家遺存。
金玉相隨：兼容并包的富足山西
明清以降，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地位基本奠定，山西作為大一統(tǒng)王朝的西部屏障，不僅承擔著巨大的政治經(jīng)濟責任，更兼?zhèn)淞瞬┐蟮奈幕亟蟆?/p>
在忻州的三圣廟的地藏殿里有地藏菩薩、四大天王的佛教塑像，左右卻為代表傳統(tǒng)信仰的奶奶殿和馬王殿，大雄寶殿東為關(guān)帝殿，西為真君殿。民間傳統(tǒng)信仰與佛道兩家濟濟一堂，就如同今天中華文明的多元并包之勢頭。道教與佛家在這里交匯，儒教與民間信仰在此處融通，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明清時代中華文明的基本格調(diào)。
山西民風悍勇，自古名將輩出，而臨汾盆地與運城盆地所處的下游沖擊平原土地肥沃，水利灌溉發(fā)達，早在漢代就已經(jīng)是“可得谷二百萬”的重要農(nóng)墾區(qū)，唐朝中期還有大批糧食“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關(guān)中，謂之北運”。盡管元朝之后山西農(nóng)業(yè)地位逐漸下降，隨后晉商的崛起還是為山西保持建筑藝術(shù)的發(fā)展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使得山西能夠在大興土木的同時保持對傳統(tǒng)文化建筑的修繕與維護。
今日我們對山西最為熟悉的大概是大院建筑（如喬家大院），歷史上的山西始終有著一群具有雄厚財力的名人與家族，他們不僅能為自己筑起高墻疊院的豪宅，也能為具有文化意蘊的建筑藝術(shù)揮擲千金，執(zhí)著于這些歷史生命的延續(xù)與流傳。
天時地利：獨有此景的遺世風華
在歷史長河的饋贈之下，海量的古建遺存，鑲嵌在山西的山川之間，而之所以這些璀璨的遺珠可以遺存于世間，天時與地利缺一不可。
山西整體氣候相對干燥，屬于溫帶季風氣候中降水量較少的區(qū)域，大量地區(qū)常年降水量不到600毫米，北部大同、忻州等地甚至只有450毫米左右，且日照相對充足，這種條件下形成的干燥氣候能夠讓以純木制結(jié)構(gòu)為主的中國古代建筑得以有效保存（如遼代應縣木塔）。作為支撐作用的椽與隼卯的傳統(tǒng)記憶在干燥環(huán)境下不僅不會遭遇潮濕狀況下木質(zhì)的腐朽，更不會遭遇類似南方的白蟻類蟲害的侵擾，木質(zhì)建筑的壽命自然較其他地區(qū)長。
另外，山西獨特的半封閉地理結(jié)構(gòu)也為山西自帶了一層減緩戰(zhàn)爭的防護罩。自秦漢以降，中國歷代王朝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的大規(guī)模主力會戰(zhàn)多集中于平原地帶，太行山以東的華北平原、黃淮海平原與關(guān)中平原經(jīng)常會因為其城鎮(zhèn)密集且交通線集中的先天條件而成為軍事行動不能回避的必攻之地，少不了兵鋒馬蹄的來回摧殘，而身處山河表里的山西大地不僅不利于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的開展，更不是各大板塊交通線的樞紐之地，也就自然減少了軍事戰(zhàn)爭的頻度與烈度。
如漢末三國中并州之地的偏居一隅，又如安史之亂中山西唐軍的據(jù)險而守，更如元明迭代與靖難之役中對山西人丁的保全，這片有福之地總能最大可能的減少戰(zhàn)爭對文明的損壞，講著北方方言中最古老的晉語，守著北方大地上最為古老的風華。
“我們夜宿廊下，仰首靜觀檐底黑影，看涼月出沒云底，星斗時隱時現(xiàn)，人工自然，悠然溶合入夢，滋味深長。”這是梁思成與林徽因所著《晉汾古建筑預查紀略》中的語句。他們在那個烽火紛飛的年代被這片神奇的土地所震撼，而我們也將與他們共同守護這片遺世獨立的絕代風華。
據(jù)瞭望智庫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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